在植物雄性育性调控领域，线粒体与核基因的互作（核质冲突）通常决定着细胞质雄性不育(CMS)现象。当个体携带特定线粒体基因组(mitotype)时会导致雄性不育，除非细胞核基因组中存在能抑制CMS效应的恢复基因(Rf)。栽培作物中的恢复基因往往表现为强效显性等位基因，但野生生物的调控机制则更为复杂。
这项研究以淡水螺Physa acuta为新型CMS模型，创新性地比较了两种不同进化背景的种群：(1)80代未接触CMS的初始种群(naive population)，(2)与CMS长期共进化且育性已恢复的非初始种群(non-naive population)。研究发现，虽然两类种群中CMS个体的雄性育性均具有遗传性，但其遗传决定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在未经历共进化的初始种群中，背景遗传变异可能包含弱效的数量性状位点(QTL)，以不完全外显的方式修饰CMS表型；而在共进化种群中，自然选择倾向于富集强效显性等位基因——当这类遗传变异存在时，它们能更有效地恢复两性生殖表型。
该成果不仅拓展了CMS研究模型至软体动物门，更揭示了进化历史如何塑造恢复基因的强度与遗传模式，为理解野生种群生殖策略的适应性进化提供了重要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