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

《唐才子传》载：

“召见金銮殿，论时事，因奏颂一篇，帝喜赐食，亲为调羹，诏供奉翰林。”

如果这些记载的细节全部属实，那么，唐玄宗的带有仪式性的行为非常好地诠释了明君贤臣的关系，礼贤下士的明君形象，这也使得李白个人对当时所受到的待遇比较满意，认为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待遇并因此对唐玄宗充满感恩：

“巨海纳百川，麟阁多才贤。献书入金阙，酌醴奉琼筵。屡忝白云唱，恭闻黄竹篇。恩光照拙薄，云汉希腾迁。”（《金门答苏秀才》）

“汉帝长杨苑，夸胡羽猎归。子云叨侍从，献赋有光辉。激赏摇天笔，承恩赐御衣。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飞。”（《温泉侍从归逢故人》）

“君登金华省，我入银台门。幸遇圣明主，俱承云雨恩。复此休浣时，闲为畴昔言。却话山海事，宛然林壑存。明湖思晓月，叠嶂忆清猿。何由返初服，田野醉芳樽。”（《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

这些作品都表达了李白对唐玄宗的感恩之情。从这些诗中也不难看出，李白所满意并感恩的待遇是由其文学才华带来的。最初，李白以为他所扮演的“谪仙”角色获得了成功，唐玄宗会视他为奇才而委以重任。但在以后的互动中，他渐渐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生活的内容不是辅佐君王处理国家大事，而是：

“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息而笑。”（《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

唐玄宗同样采取情境定义的方式消解了彼此互动中建构的明君贤臣关系，即以“倡优蓄之”，李白所能进入的场合是由唐玄宗规定的，当他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宫廷宴会一类的场景中时，唐玄宗也逐渐完成了对明君贤臣关系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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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三年的政治尝试以失败告终， “谪仙”这一角色也跟随李白离开了长安，继续影响他人生的最后三分之一，并在扮演“谪仙”角色的过程中走向最后的终结。长安三载的失败并没有熄灭他求取功名、建功立业的雄心，虽然，离开长安之后，他受道箓，成为一名道士，却仍然做着随时入仕的准备。《赠崔侍御》是离开长安不久后作的诗：

“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洛阳因剧孟，托宿话胸襟。但仰山岳秀，不知江海生。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金。君乃輶轩佐，予叨翰墨林。高风摧秀木，虚弹落惊禽。不取回舟兴，而来命驾寻。扶摇应借力，桃李愿成阴。笑吐张仪舌，愁为庄舄吟。谁怜明月夜，肠断听秋砧。”

再如天宝七年作《寄上吴王三首其三》：

“英明庐江守，声誉广平籍。洒扫黄金台，招邀青云客。客曾与天通，出入清禁中。襄王怜宋玉，愿入兰台宫。”

可见他仍然希望再次被举荐，重回长安。同时还寻求其他的途径，仍然表现出对长安生活的怀念。

随着李白年龄的增长，使命的焦虑愈加强烈，最终导致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败——从璘事件。至德元年，离开长安十二年之后，当时隐居在庐山的李白在永王李璘的谋士韦子春等三次聘请之下来到永王帐下。时年已五十五岁的李白认为这是一个迟来的机会，再次热切地投入其中。随永王至金陵时作《永王东巡歌》十首，其中第九首：

“祖龙浮海不成桥，汉武寻阳空射蛟。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

明代游潜对这首诗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用事不伦，言意鄙俗，公然以天子之事为永王比拟，不无启其觊僭之心，讽使为乱欤?”无论游潜的评论是否准确，李白这首诗招来的非议和整个从璘事件一样——道义上的失足，从而将自己放在了整个社会的对立面。

李白终其一生也没有完成使命，重回仙界，没有将“谪仙”的角色扮演完整。

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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